袁隆平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李登海感慨，南繁让自己的育种生命延长了3倍。郭三堆说，没有南繁基地，就没有我国抗虫棉转化和产业化现今的发展速度。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种质资源，使占地仅20万亩的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成为“中国饭碗”最坚实的底座。通过南繁，我国主要农作物完成了6-7次更新换代，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都在10%以上。

    登上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三亚南滨农场基地的宿舍楼顶，以此为中心环视360度，玉米研究中心、登海种业、鹤壁农科院、登海良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玉米育种单位的南繁基地依次进入眼帘。3月初，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不少穿着白大褂的育种人员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在材料地的海洋中穿梭。

    或许你会问，这有什么好看的？是的，这不过是一片并不那么齐整的玉米田嘛！但对农民来说，却意味着玉米田里有了“浚单20”、“登海605”、“良玉99”、“京科968”等高产良种；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餐桌上不仅可以有糯玉米“京科糯2000”，还可以有既甜又糯的“京科糯928”；对国家粮食安全来说，则意味着面积和总产均居“三大主粮”首位的玉米发展有了品种保障。

    “这里是南繁育种核心区之一，聚集着数十家南繁育种单位。”“玉米团长”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主任赵久然告诉记者。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655家育种单位的6000多名育种人员像候鸟一样飞来海南三亚，往往一待就是半年。

    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年年来三亚的，并不是椰林海风，而是这里的光热资源。所谓南繁，就是我国育种人员，利用三亚冬季光温适宜的气候条件，到三亚崖城、乐东和陵水一带进行农作物加代、繁育、制种、鉴定等工作。

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往往需要8-10代的选育，在北方一年种一季，就需要8-10年，而在南繁加代1-2次，1年就可以当2-3年用，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品种更新换代的实验室

    3月初，正值玉米育种材料收获时节，玉米研究中心南滨基地的院子里是玉米，晾晒室里是玉米，屋顶上放着的还是玉米。和普通农民收玉米不同，这里的玉米穗都装在透明透气的白色纱袋里，每个袋子里有一个标签，袋子外还要贴上一个标签，写着玉米材料的名字代号或父母本名称的杂交组合”。

    “单名的是自交系，‘父本×母本’的是杂交组合。”赵久然介绍说，育种不是简单的1+1=2，有规律性但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育种材料至少要经过六代连续自交后才能形成稳定的自交系，自交系经过测配形成杂交组合，成千上万个组合再经过初级、中级和高级鉴定筛选，才能选出一两个优秀组合参加区试，就像体育比赛不断增加难度一样。

    常规育种，一个新品种的选育往往需要8-10代，在北方受光热资源条件的限制，一年种一季，选育一个品种往往需要8-10年，于是育种人一路向南寻找，最终找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位于北纬15-18度之间的三亚，10月份到次年5月份为旱季，光热条件能够再种一季，这就是南繁加代。“冬季加代1-2次，1年就可以当2-3年用，可以使育种周期缩短一半。”赵久然说。

    正是因为有了南繁这个农作物育种的“加速器”，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推广明显提速。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培育的700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中，有5000多个都有着共同的南繁经历；通过南繁，我国主要农作物完成了6-7次更新换代，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都在10%以上。

    三亚最适合玉米南繁加代的时间是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早了容易遇上台风，晚了又会遇上高温和严重的病害虫害。但为了能让重点材料在八九月份再多抢一代，台风也挡不住育种人的脚步。感慨南繁让自己育种生命延长了3倍的李登海，每年都是南滨农场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育种人。“最早的一年8月初来，最晚的一年6月8日走，南繁加夏播，我们几乎做到了无缝衔接。”登海种业玉米研究所刘所长指着大门左侧一溜平整的试验田告诉记者，“这是李登海亲自设计的防风棚，只要天气预报有台风来袭，几分钟就能把防风罩安装好。”只见2.8亩的试验田被平分成8垄，试验田四周地面上是水泥砌的隔断，目测1尺多宽的隔断便是防风罩的底座。

    从加一代到二代再到三代，就在育种人不断增加南繁代数、与时间赛跑的同时，位于崖城的国家种质三亚野生棉圃里，一株株棉花仿佛凝固了时间。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棉资源收集、保存、共享和研究利用平台，这里常年保存野生棉、半野生棉、远缘杂交材料、细胞工具材料、突变材料和棉属近缘植物资源材料800余份，其中涵盖了39个野生棉种，占世界现有野生棉种总数的80%。

    野生种质资源，看起来其貌不扬，却是支撑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的重要源头。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冯克珊在三亚崖城南红农场水沟边找到“三系”杂交稻的雄性不育系——“野败”。就是这一株野生稻，奠定了中国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的地位，也成就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没有海南的野生稻，就可能没有杂交稻。”袁隆平感慨道。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种质资源，使占地仅20万亩的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成为“中国饭碗”最坚实的底座。2014年，南繁基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5万亩南繁育种科研核心区建设业已启动。

每年南下时只有几个行李箱的种子，南繁结束时就变成了一卡车，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光阴荏苒中，南繁育种已经从意气风发的理想变成了义不容辞的担当。

育种人的“摇篮”

    南繁育种更育人，60年来，这里不仅成就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李登海、郭三堆等一批知名育种家，而且培育了以王元东、卢柏山为代表的育种中坚力量，滋养着张如养等年轻一代育种人。

    3月3日7点，三亚的天空刚刚放亮，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的李登海又坐到了一张乒乓球台前，面前摆的是几堆玉米棒子，少的只有一穗，多的三五穗。“要坐11点55分的飞机赶去北京开全国两会，走之前这些材料都要考完。”李登海语速快得就像倒豆子。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报到当天，他仍然抓紧飞机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在考种室里看果穗、量穗长、数行数……“我们选出的每一棒材料都经过李院长的手。”刘所长告诉记者，“考种就是对材料进行考察，它直接关系着育种的成败，全凭经验，李院长从来都是亲力亲为。”

    育种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辛苦活儿，时时考验着人的体力、耐力和判断力。甜、糯双隐性基因材料曾被认为是不能成活的，但玉米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柏山就是不信邪，愣是从十多万株分离材料中选出了160株双隐性基因材料在南繁基地繁育，结果只有20多株出苗，而且长势都比较弱。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幼苗，用卢柏山的话说就是“悉心呵护”。“海南地老虎比较多，为了防止地老虎吃根，又怕铁锹伤了根，只能靠人工天天查抓地老虎。就这样过了将近1个月，终于保住了六七株。”最终从中选定一个最好的株系，命名为“6644-3”，它就是目前从北到南广泛种植的鲜食玉米“京科糯928”的父本，其名字记录了材料的来源——第6644行的第3株。“南繁育种不容易，却总是会发生令我们欣喜的事。”卢柏山的“获奖感言”字里行间透着他对育种工作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育种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小马扎，一包干透的玉米材料，一本印着密密麻麻表格的南繁计划书，记者找到玉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元东时，他正一个人坐在走廊里从一堆材料袋中间手工脱粒，不时抬头看看计划书，用铅笔做上标记。“看到每个材料，都像是见到一个熟人。”王元任说，“看到名字就会想到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性。”真有那么神奇？记者忍不住拿过计划书翻看，翻到封皮，“海南又一年”5个字映入眼帘。抬起被太阳晒得发亮的脸庞，王元东笑言从1996年开始南繁育种，18年18本计划书，从薄薄的两页到厚厚一本，从“天道酬勤”、“天涯何处不人生”，到“海南又一年”，自己的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从北京到海南，每年南下时只有几个行李箱的种子，南繁结束时就变成了一大卡车，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光阴荏苒中，南繁育种已经从意气风发的理想变成了义不容辞的担当。“每年南繁一结束，感觉这一年就没剩下多少日子了。”王元东说。

    在南繁基地，育种材料在加代，育种人也在“加代”。研究生刚毕业两年的张如养，是记者在南滨农场遇到的最年轻的育种人。除了一副黑框眼镜透露出的书卷气，黢黑的脸、长袖格子衫、露趾拖鞋，都跟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年来南繁了。”收完材料的张如养说是当天没事，可是记者却见他时而穿梭于青纱帐、时而将收获的玉米材料用三轮车拉回院子、时而在晒藏室晾材料，忙个不停。“一天下来，累得一步也不想走。”尽管如此，张如养还是喜欢南繁基地，“这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随时能得到前辈育种家的指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南滨基地，记者也深深地被这里的氛围感染着。一盘红烧鸡、一盘花生米、两个素菜、两份水果，十几个人一桌，三四桌人喝着啤酒和可乐，挂在墙上的21寸液晶电视播放着新闻联播，残阳穿过窗外的菠萝蜜树照进餐厅。“累了一天，喝瓶啤酒特别舒坦。”王元东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干一杯出一个国家级的好品种，再干一杯出一个世界级的好品种。”觥筹交错之间的期许，或许是他们每年在这里呆半年、春节也没能回家过年的寄托，或许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50多年了，每年冬天都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从1964年开始每年春节都如候鸟般准时出现在南繁基地的玉米育种专家、河南省鹤壁市农科院研究员程相文，今年已经80岁了，仍坚持每天下午到试验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下的试验材料长多高了，看看扩大基地形成的花圃里芒果结果了没有，看看加固的底座是否把猖獗的老鼠拒之墙外。“这些树都是从三亚买回来的，我们想把这里建成育种科技园、热带观光园和采摘休闲园。”程相文说道。

天涯海角的牵挂

“老百姓多打了粮食，增加了收入，比什么都高兴。”

   “如果南繁季节到了，育种人员还没来，我都会主动打电话过去问‘怎么还不来，都快没饭吃了’。”南滨农场职工石章琼虽说来了海南20多年，却不改“川妹子”的爽直麻辣，“像我这样没有土地、没有工资的下岗工人，收入来源全靠南繁。”原来，南繁期间每人1万多元的工资，几乎是石章琼夫妇一年的全部收入。

    作为玉米研究中心与南繁工人之间的中间联系人，她除了自己到玉米研究中心的南滨农场基地帮工，还要帮忙张罗着找工人。“用人最多的是授粉，最多一天能用二三十个工人。”石章琼告诉记者，工钱每年都会上涨，今年涨到每天120元了，春节前大家都拿到了工资，多的1万多元，少的也有8000多元。

    靳从林是玉米研究中心南滨农场基地少数几个长期工之一。收获期间，早上8点不到，他就带着1.5升的塑料水杯下地了。杯子往地头一放，老靳就开始根据套袋的颜色分门别类收获玉米棒子。正在收获的这一行种了7个材料，分别用蓝色、白色、粉色等不同颜色的授粉袋及编号牌标记着，只见老靳小心翼翼地将套着相同颜色授粉袋的玉米棒子摆到一起，还要跟茎秆上的编号牌再对一遍。“玉米工都是手上的活儿。”穿着长袖白大褂，微胖的老靳额头上很快渗出了汗珠，他也顾不得擦一把，“一个环节错了，后面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

    南繁育种，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三亚乃至海南的农业和农村。据海南省农业厅统计，南繁科研育种每年租地10万亩左右，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直接收益超过1亿元；与南繁相关的交通运输、劳动就业、社会服务等产生的间接效益也达数亿元。

    然而，南繁育种和当地农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从建设基地到材料加代，同事口中的玉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邢锦丰是个能吃苦、有担当的汉子，但在老邢心里，16年来最难忘的却是在地头吃的一顿午饭。“我还清楚地记得是白米稀饭、煎蛋和咸鱼。”老邢告诉记者，那一年，课题组梅山租种了100亩地繁种，雇了40个当地农民收获。有一天午饭时，因为订的盒饭没有及时送到，他就忍着饿继续干活。“一对帮工的黎族母女发现我没有吃饭，就两人吃了一份，省下一份给了我。”

    要说南繁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收益最大的还不是海南农民，而是北方用种的农民。“老百姓多打了粮食，增加了收入，比什么都高兴。”3月5日，正是元宵节，程相文心里惦记的、嘴里念叨的都是玉米。他告诉记者，今年承担了一个玉米籽粒机械化直收攻关项目，负责提供200亩试验田，把31个籽粒直收的品种都种在同一块地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从中选出最好的品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