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等专家近日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公司共同主办的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中期”时围绕当下十分关注的去杠杆问题和经济增长是否已进入新周期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应重视央地财务管理 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主要讲两个观点：

　　第一，目前的价量分化以及价格指标之间的分化，背后是什么问题？今年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虽然上来了，但是并没有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投资也没有跟上，这显示企业家的信心还没有恢复。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周期的核心动力，企业家判断现在还没有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投资就不会增加。

　　在目前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下降。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采取刺激措施，给地方政府加杠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产生更多的泡沫吗？这些政府惯用的刺激手段是我们误读了凯恩斯的政策。凯恩斯政策是一个短期的政策，是用在危机当中的，但我们却把这种刺激性政策长期化，而没有像哈耶克讲的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靠这种刺激追求增长，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第二个观点，要重视中央与地方的财务管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投资贡献率远远高于消费贡献率，投资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增强了。随着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房地产和基建跟地方政府财政直接相关，所以央地财政关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明显。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金融因素，而应该是财政因素。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基础就在于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现在也需要地方首先试点探索，探索出一套好的经验和路子，然后在全国推广。

　　回顾历史，1994年，我们搞了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税的大头划给中央，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留给地方；2004年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扩大；2008年进行以土地财政为杠杆的试点，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加杠杆；2014年中央出台了43号文，规定地方政府要融资发债；之后经济下滑，约束放松，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引导基金，PPP专项基金又加杠杆，带来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IMF提出了一个“准财政”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财政问题金融化。还要注意政策“一刀切”的问题。中国的政策不能一刀切，要让制度有弹性，因为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地区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还有加杠杆的空间，就可以加。

　　未来，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平衡必须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要淡化GDP目标，同时要建立一套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要建立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独立，要减少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干预，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另外，我们要避免“一放就乱”，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同时，要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完善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支配权，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发生。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本轮去杠杆 重点是金融去杠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去杠杆，为什么要去杠杆？去什么样的杠杆？怎样去杠杆？

　　第一，为什么去杠杆？去杠杆问题讨论已久，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杠杆率大幅升高，2014年末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提出至今已经三年，为什么今年才开始去杠杆？这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高度相关。在去杠杆和“三去一降一补”提出的时候，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快速去产能可能带来经济衰退，快速去杠杆可能导致风险的快速暴露。中国的产能过剩部门都是高杠杆部门，集中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环境便显得非常重要。那时候，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力求经济稳步增长。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趋向稳定，为去杠杆创造了条件。一个是PPI在经过54个月的负增长后由负转正，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润增长和现金流增长。现在有机会、有条件安排去杠杆。

　　第二，去什么样的杠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那时候主要是去企业的杠杆。与上一次去杠杆不同，这次主要是金融业的去杠杆。过去的杠杆是企业的贷款增长很多，企业无力还本付息，这一轮是企业有投资意愿，但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金融业的杠杆率高企。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重在本世纪初到2007年是下降的，2008年开始，杠杆快速上升，最重要的表现是金融发展同业存单，小的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同业存款，投资理财产品以及信托，同业存单和同业吸收的存款委托给第三方机构，这个三方机构就是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是不受监管的业务，现在要纳入进来，就要自查。月末，各个金融机构要进行自查，银监会、保监会对其进行审查，并有了几不准，这都成为这一轮去杠杆最重要的举措。

　　第三，怎样去杠杆？杠杆率能否持续，不在于金融，而在于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长，它的现金流可以覆盖利息，那么杠杆就可以维持。

　　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应该适时推进、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它的治理机制和经营效果，对控制杠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财税体制改革也非常重要。很多理财产品的投向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中的PPP以及名股实债项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金融问题。另外，要重视创新的作用。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技术进步的动力下降，要想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企业利润，需要一个弹性的、有活力的体制，这是基础条件。

　　我建议，宏观经济政策要做适度调整，尤其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应该再过分偏紧，我们要重新探讨央行的功能。货币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政策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在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之前央行的作用是充当最后贷款人，维护金融稳定性。如果杠杆率升高，则对实体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央行要关注市场的变化，在去杠杆过程中不产生新的金融风险是今后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应该重新讨论央行的定位和功能，而不是宽泛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当前的MPA审慎管理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经济新周期的开启 还要迈过三道坎

　　目前整个经济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处在新周期还是旧周期？处在新周期的起点还是周期的进程当中？处在新周期的上升阶段还是在旧周期的盘整阶段？

　　从中长期的周期角度看，周期有很多种，最长的周期是国际政治里面的“超级霸权周期”，100年一个轮回。经济学里面最长的周期是50年左右一个轮回，此外还有房地产周期等等。

　　首先要看全球周期是不是已经转过来。从技术创新周期来看，我们处于前一轮技术革命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过渡阶段，核心指标就是全球技术专利的增长速度在近十年里急剧下降，技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作用还没有到来。通过宏观参数分析，我们仍处于新技术和旧技术的平衡期。贸易的复苏，金融的超调，世界经济的增速，世界贸易的增速，世界投资的增速，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这20年的状态。当前世界的技术状态决定了我们很大程度上处于这样一个平衡的过渡阶段。

　　全世界面临的危机里面第一个是技术因素，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全球人口老龄化，中国尤其特殊，第三个是财富分配两极化。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没有解决，技术创新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这种大周期的调整恐怕很难到来。

　　全球经济增速在下降，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就没有空间？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研究了其他的参数，发现一个现象，大国赶超往往是在大周期过渡阶段赶超效应最明显。在这个阶段，落后国家的技术赶超和学习效应急剧增长。这些年，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非常广阔，技术的升级、投资品的升级成效显著。我们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准备了强大的后备军，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与大学生的工资拉平，这意味着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释放的第一个人口红利转为第二个人口红利，第二个人口红利是每年毕业的770多万大学生。他们要加入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备军里，对应的产业就是中高端制造。虽然世界处于技术创新的低谷期，但是中国恰恰处于一个技术赶超、技术学习的加速期。

　　从朱格拉周期来看，我们要为下一轮的经济复苏进行投资，投资的利润基础来自于什么？目前，很多人对未来很迷茫的一点就是看不到未来的利润来源，我们认为，这种利润来源于消费升级和在全球市场上人工阶梯的上移，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往上移动产生的效应，它一定比前一轮效应更强大。

　　目前，中国技术赶超的时点已经到来，产业后备军也已经到位，与此匹配的是需求端的到来。这三种因素叠加起来，我们认为我国新周期开启已拥有强劲的基础。但是为什么我国还没有开启新的周期？这里有三道坎要迈过去：一是金融整顿和房地产治理；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政府改革。如果仍然按照现有的工业化模式迎接下一轮增长，很难实现新周期升级和发展。另外，新周期的升级增长需要一个服务型政府，需要政府打破管制，释放投资空间，真正在第三产业的投资领域对民营企业等经营主体放开。目前，政府目标和它的行为不配套，中央的目标与地方的目标是扭曲的，如果政府无法把这种的格局纠正过来，那么要迎接大的新的周期就很难，要想在赶超中创造下一轮周期的升级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