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去产能陷入不平衡：尽管速度很快，但问题却不少。
    工信部近日印发了《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去除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提高产能利用率10个百分点；提升前10家企业产业集中度25个百分点以上，达到60%。
    参与规划制定的专家表示，尽管年内钢铁去产能已提前完成，但债务、冗员等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用于去产能的配套资金也存在着较大的压力。
    此外，目前地方则上演着钢铁去产能的“数据热情”，各地去产能计划的总和超过了全国的计划。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时期钢铁行业有望开展一轮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并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鞍本实质性重组有望破冰，而打破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利益藩篱则是新一轮重组的关键难点。
    而据专家介绍，在钢铁兼并重组的区域和所有者的利益边界上，将出现一定的政策突破。
    债务、安置资金压力巨大
    参与规划制定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家李全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除1亿-1.5亿吨的目标的依据，是在11.3亿吨产能的基础上将产能压至10亿吨，产能利用率趋于合理，供需能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产品价格与市场有望随之好转。
    在过去五年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11.3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由2010年的79%下降到2015年的70%左右。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出现了首次下降。
    规划预计，“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呈双下降走势，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6.5亿-7亿吨，粗钢产量7.5亿-8亿吨。而从全球看，预计2020年粗钢消费量和产量基本维持在16亿吨左右水平。
    中国钢铁去产能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小压力。“不少国家说中国应去2.5亿吨，或是更多，但中国有自身的困难，去产能考虑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我们希望能先从落后产能开始，一步一步推进。”李全功表示。
    规划专门制定了一个化解过剩产能的专项行动，要求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对达不到标准要求的，要依法依规关停退出。2016年全面关停并拆除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30吨及以下电炉（高合金钢电炉除外）等落后生产设备；全面取缔生产“地条钢”的中频炉、工频炉产能。
    为此，将停建扩大钢铁产能规模的所有投资项目，全面关停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不达标的产能，对僵尸钢铁企业实施整体退出。并将积极利用卫星监测等技术手段，全面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等专项行动。同时，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地区按不低于1：1.25的比例实施减量置换。
    李全功表示，尽管今年钢铁已提前完成4500万吨去产能的任务，但只是从量上来说的，还有许多债务、冗员等问题并没解决。
    他介绍，大量去产能钢企的债务还搁置着，尤其是部分民营企业，其债务成分十分复杂，一旦要把装备彻底拆除，将遭到来自个人、乡镇、银行等多方压力；而国企的债务规模过于庞大，频频出现的债务违约警示着风险犹在。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介绍，中国大型钢企2015年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达70.06%，债务总规模达3.27万亿元。
    李全功表示，人员安置也面临很多问题，其中钢铁国企的冗员大部分是以转岗方式内部消化的，冗员的包袱还是在国企身上背着；而民企以就地解散居多，会带来失业。“有些企业提出想法，拿奖补资金在当地建立其他企业，不一定搞钢铁，然后来安置职工。目前有这种意向，但是还没有操作好。”
    按照计划，今年将安置钢铁行业职工18万。中央为此设立了两年1000亿规模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李全功表示，奖补资金也面临困难，“1000个亿有三分之一用在钢铁上，按吨钢来说，奖补资金每吨能补上百十来块钱，按人头来算，一个人补3到4万，这已经是多的了，去产能不可能完全由中央这一资金来完成，需要地方上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
    然而地方上面存在普遍的财政困难，“人员安置一般每个人都在10万以上，省里面基本是和中央1：1的配套，市里和企业也会拿出一部分，但是这个钱在使用过程中还是不够。”李全功表示，各省都在想方设法地筹备资金，不过地方上的资金困难很大。
    去产能举步维艰的另一面，则是地方钢铁去产能的“数据热情”。业内多位受访人士表示，钢铁去产能要保持理性和节奏，不能搞成“大跃进”。
    李全功表示，相对于今年4500万吨的任务，有人预测今年钢铁去产能达8000万吨，“有些地方对目标开始加码，本计划明年完成的，提前到今年完成任务。”
    那么，钢铁有无可能出现煤炭去产能所遭遇的供应紧张？
    研究过这一问题的李全功认为，煤炭和钢铁是两套不同的管理体系：前者在安全、质量方面的监管是十分严格的，执行276个工作日会直接反映在短期产量上，而钢铁领域，政府对企业的运行干预的相对少一些。此外煤炭在单位时间内的产量存在刚性约束，但钢铁产能弹性很大。
    “遇到市场紧缺，100万吨产能的钢铁能迅速加大马力，做到150万吨。所以今年钢价回升时，钢产量就会迅速反弹。因此，钢铁去产能不会像煤炭一样出现供应紧张。”李全功说。
    兼并重组亟待打破藩篱
    兼并重组也是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划要求，“十三五”期间将提升前10家企业产业集中度25个百分点以上，达到60%。为此将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家世界级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间也制定过钢铁行业提升集中度的目标，然而五年下来，非但没完成目标，产业集中度却不升反降，前十家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由2010年的49%降至2015年的34%，致使恶性竞争连连。
    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钢铁行业的重组出现了很多“拉郎配”现象，在非市场因素的驱动下，钢铁的重组非但没提高竞争力，反倒使坏企业拖垮了好企业。
    规划强调避免“拉郎配”现象，支持产钢大省的优势企业以资产为纽带，推进区域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家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改变“小散乱”局面，提高区域产业集中度和市场影响力。
    李全功表示，此前集中度下降是因为前10家钢企基本都是大国企，在过去五年中几乎没有扩张兼并，相反一些中小型钢企却抓住前些年的好行情大幅扩张了规模。其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后，国企怕担风险，在决策时普遍保守；另外国企在应对市场变化时反应较为迟滞。“国有大企业审批很慢，像湛江防城港，2008年就开展了前期工作，但2012年才拿到审批件。”
    他表示，规划再次提及提升钢铁行业集中度至60%，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最大的问题就是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重组面临较大的阻力。
    除民企外，国有的钢铁企业大都归属于地方国资委，央企则以国资委为主管单位，企业兼并重组必然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调整。就地方来说，企业重组会影响部分地区的税收和就业，而央企之间、地方国企之间的重组必然涉到部分人事及其背后的利益调整。
    典型的例子就是鞍本重组的搁浅：早在2005年，鞍钢和本钢就已经联合重组成立了鞍本集团，但多年来两家公司的实质性重组基本停滞，人事调整和资产整合更是无法触及。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鞍钢和本钢重组面临着复杂的所有制归属以及由此而来的权责关系。“鞍钢属于央企，本钢属于辽宁省国企，其重组既跨区域又跨所有者，双方利益纠缠不断，又互相推诿义务，加上厂办大集体职工安置等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不断扯皮之后也只是成立了一个松散的鞍本集团。”
    胡迟认为，钢铁在央企层面的重组可操作性更强一些，因为他们统一归国资委监管，属于同一所有者框架内的重组，而跨地区、跨所有者的兼并重组仍有很长路要走。
    李全功则表示，不同区域和所有者之间的藩篱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打破，否则60%的行业集中度目标是很难实现的。“鞍本重组是个缩影，如果说它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企业的重组问题也都无法解决。”
    他透露，刚刚在内部下发的46号文《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在区域和所有者的利益边界上有相应的政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