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钢铁产业，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产能严重过剩、区域分布不均，全行业性亏损等多方矛盾，然而，需要解决这一不合符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不能简单的以减产和兼并重组手段就能解决；更重要的是需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跳出产业本身，从政府。政治、利益集团谈判等方面实现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围魏救赵。

　　中国钢铁现货网分析师指出，当钢材价格走势处于一个较长的下跌阶段时，我们往往将责任一股脑儿的推向“产能过剩”，第一想法便是呼吁钢厂限产以平衡市场的供求关系，以保证钢价的稳定；然而钢市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高库存伴随低需求且高价格、高库存、低需求却引发钢厂高产意愿不减等等悖行事实。是乎都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那么钢厂为何不愿意跟随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呢？

　　从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钢铁面临严重短缺的恶劣现象，当时国家以钢铁生产为国策，不惜一切代价、砸锅卖跌搞钢铁生产，重量而轻质，全民土法大炼钢的时代，完全难以想象如今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杯具。到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城镇化需要，中国钢铁产业更是“一日千里”，在21世纪初期一跌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耗国，产能占全球的45%以上。短短的数十年时间，我国钢铁从一钢难求到满足所需，再到出口海外，最后到严重过剩，其中充塞着各种政治、社会、利益因素。

　　我国的产能过剩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市场需求的调节无能，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中，这其中，更多的是各种产业外的利益纠葛，反应最为明显是需要更多承担各种社会、政治责任的国有钢企；我们曾经说过国有钢企“船大难掉头”仅仅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其身负的责任不允许其随意根据市场需求调节，背道而驰多数是无奈之举。

　　在产能过剩，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原本钢厂可以通过暂时性的调节产能保价，但钢厂却身不由己。一个是因为诸多的因素钳制，在我国，钢铁生产的主体是大中型国有钢企，他们除了盈利之外，更多的是需要背负一系列的责任，如保证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地方政府的行政要求、国家政治策略性要求等。钢厂动辄数十万职工，停产意味着数十万职工失业，如何保证他们的生活就是保证当地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的硬性指标使得他们宁愿亏损也不敢轻易停产；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因素不允许你停产、国家因为各项博弈需要你生产等等，你不得不产。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在这个时候就是个”低能儿”。

　　二是在国有钢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钢铁行业，国企最根本的目标并不是实现盈利，尽管这个说法十分的可笑；但这是乎是不成文的“潜规则”。殊不知有谁听说过哪家国企的负责人因为单纯的企业经营不善而被放弃，此前国内某大型钢厂大幅度亏损，调查组进驻调查，其老总对亏损等直接承认，为了只是要求调查部门加上一句工作尽职尽责的评价；这是为何？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除了是商人之外，他们更是身具行政编制的公务员、好的履历评价可以使他得到更好的仕途发展，而企业业绩的好坏，难以定论个人责任；也就是说，因为国企的体制关系；其负责人在意的利益点不同，所以对企业的营利性远不如私企的那般紧迫感。

　　殊不知，国企在亏损之余，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相应财政补贴，诸如2011年的华菱钢铁，企业原本亏损严重，然而湖南财政一补十数亿元立刻扭亏为盈。如此表明，国有钢企在钢材价格行情低迷、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面对亏损，思考解决之道的意愿远低于民企，因为他们已经在制度中形成了亏损找政府要补助，等待政策救助的“恶习”。主观意愿之过而已。

 

　　在以上情况的综合影响下，国有钢厂因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担当者盈利之外的特别责任；他们难以完全的根据钢材市场的发展规律而轻松、及时的进行调节，由于需要考虑产业外的因素过多，加上在兼并重组、产能过剩淘汰中的各方背后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得市场经济规律并不适用与中国特色的钢铁产业，需要解决，那么就需要彻底改变国有钢企的结构性所有权持有，释放掉强加在其身上的大多数产业外的责任，但，这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