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明镜，从国内证券市场二十余年的发展来看，从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无不证明证监会主席选择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关系到今后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中国证券市场而言，证监会主席的配置应当是包括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在内的证券市场主体最为关注的人力资源配置，使市场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证券公司作为主营证券并参股控股基金与期货的最大中介机构，券商的俗称、中介的地位表明其链接证券市场主体。证券市场明明白白的市场属性呼唤券商高管出任证监会主席，正是一种明智而客观的选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1、从国内来看，中国证监会历任主席都来自人行和农、中、建、国开等大行，无一有过证券从业实践经历，似乎纯粹按照行政级别配置，不符合证券市场本身的市场属性，未体现市场在主席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刘鸿儒（1992年10月至1995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3.160, 0.05, 1.61%)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央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组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道炯（1995年3月至1997年5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5.540, 0.05, 0.91%)行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周正庆（1997年5月至2000年2月兼任再出任），兼任再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

　　周小川（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尚福林（2002年12月至2011年10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郭树清（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钢（2013年3月至今），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董事长、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也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实实在在的正部级；农、中、建、国开等大行都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享受副部级或以上待遇的单位。而现有的100多家证券公司至多是厅局级单位。

　　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历任主席的配置，显然是套用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由于证券公司级别太低，只好从正部级的人行的副行长和享受副部级的大行行长里选拔。即便如此，都是提拔了一级，因为人行的副行长、大行行长都是副部级。如果直接提拔至多是厅局级的券商高管，则是跳跃提拔了两级。

　　但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而非国务院组成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国务院授权其中一些单位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显然，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对中国证监会主席的专业经历经验要求，远高于其行政性要求，而熟悉证券期货市场的证监会主席的选择，无疑有利于监督管理好证券期货市场。

　　如果说中国金融业过去是混业经营，证券公司过去还很弱小，只好启用有混业经营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还情有可原。

　　但中国金融业已分业经营多年，部分优秀的证券公司已经上市并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后，还是启用或无混业经营、分业后的证券工作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让具有间接金融经历与经验的高管，监督管理直接金融领域，尽管都是金融业，就好比让田赛运动员担任径赛裁判和教练一样，尽管都是体育比赛！熟悉竞技技巧且具赛场经验的优秀运动员，担当同一运动项目的教练和（或）裁判顺理成章，但若担当不同运动项目的教练和（或）裁判，则有管教非所干过的专业缺陷。

　　若论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市场化程度、创新要求、经营风险、监管难度，应当说全是证券业高，单说证券交易佣金在2002年就实行市场化，而2013年7月20日起才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市场化则还不见踪影。

　　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很难求得持续双赢，证监会主席其实是在为前者融资和为后者维权之间走平衡木。难听一点曾经被比喻为处于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银行贷款人和存款人的利益相对说来是良性循环的，银行业高管的风险承受力，远不及证券业高管。某大券商董事长卸任后，出任控股该券商的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庆幸地称自己安全着落，远离了证券业是非重生之地。不言而喻，胜任的证监会主席非得是专才不可，而且心理上也须经历过证券市场跌宕起伏的历练。

　　2、从美国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四任和最近10多年就任的主席，出任前大多从事过律师、与证券有关的立法与行政工作，亦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经历，折射出依法监管和专才的氛围。

　　美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出任前从事过银行业，一战结束后投资股票赚了大钱，成为百万富翁。再任美国驻英大使。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首任主席人选上，罗斯福总统没有选择证券法的主要起草者、主张严格监管并坚持己见的杰姆·兰迪斯（美国第二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而是选择了“具有行政能力，了解所要监管的这个行业的特性和行为惯例，善于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的不同观点”的肯尼迪。

　　肯尼迪在其商业生涯中，是一个职业的投机分子、联手庄主和空头炒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启用这样一个可能广受非议的市场行家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不完全是迫于妥协的压力，而是非常明智的政治决策。这一决策保证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顺利启动以及《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逐步被证券业内及社会各界所接受。

　　美国第三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奥威尔·道格拉斯，出任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美国第四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罗姆·弗兰克，出任前有15年的律师工作经验。利用其积累多年的市场经验，起草了《公用事业(2511.601, 36.09, 1.46%)控股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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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8月哈维·皮特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26任主席，出任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过10年，后成为常务理事，负责SEC的法律程序和证券法律难点的解释工作。

　　2002年12月威廉·唐纳森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首席行政执行官。他还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2005年6月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多年从事金融法律工作，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6年并担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是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曾投票支持有利于公司在证券诈骗案中自我辩护的法案，支持通过《2002年萨宾-奥克斯利法案》，还长期主张取消资本收益税和红利税。

　　2008年12月玛丽·夏皮罗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出任前从事过金融律师业，是杜克能源公司、卡夫食品公司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这之前，她就曾短暂担任过证交会代理主席和产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职务，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从业经验将近30年。

　　2013年8月Kara M. Stein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出任前担任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以及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证券、保险和投资委员会的主任。在美国国会山工作以前，在法律公司做助理，还在代顿大学法学院担任过助理教授

　　3、从香港来看，回归前夕至今的历任证监会主席及行政总裁，有过律师、银行、证监会、证交所工作经历，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1994年梁定邦出任香港首位华人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担任教师，后加入香港政府，由政务工作获升至首长级，任廉政公署助理署长。后离开政府，于伦敦大学英攻读法律，留学归来获私人执业大律师资格，任高等法院暂委大法官。

　　1998年10月到2005年9月沈联涛连任3届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同职位，包括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后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又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

　　2006年6月香港证监会原有的执行主席职位已分拆为非执行主席职位和新设的行政总裁职位，香港证监会主席是独立于由行政总裁领导的执行管理层，这与国际的最佳管治模式一致。香港证监会主席将在香港和国际层面代表香港证监会。

　　2006年10月和2011年09月方正两度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任证监会咨询委员会成员、非执行董事、稽核委员会主席，香港公开大学校董及司库，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及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香港房屋委员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

　　2005年6月到2011年06月韦奕礼任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曾在伦敦交易所任职18年，其中最后最后3年任副行政总裁，还曾担任富时指数国际主席，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辖下的上市监管机构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2年10月唐家成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出任前曾任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亚太区及中国主席、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主席、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和双重存档事宜顾问小组委员，并为公司法改革常务委员会委员，证监会非执行董事。

　　4、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2006年7月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打破了行政级别的限制，启示在于从国家和大局出发，应当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亨利·保尔森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

　　1974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 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高盛的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

　　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

　　小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对保尔森的提名，标志着白宫的一个重要转变。

　　2006年7月 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小布什一直对来自华尔街的人持怀疑态度，更喜欢任命商界人士作为纽约的财政要人。比如，他的前两任财长一个来自美铝公司(铝业巨头)，一个来自铁路公司。尽管保尔森没有英国新教徒贵族血统，但他代表了华尔街精英的精神。

　　5、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不仅是风险性极高的职位，而且还使出任者在经济收入上普遍大幅缩水，更应当从国家需要和责任使命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担当。

　　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虽然身居高位，但无不坐在火山口上，去职、辞职的报道时而出现：

　　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去职。

　　哈维·皮特在政商两界以及媒体此起彼伏的讨伐声中黯然辞职。

　　威廉·唐纳森推出了一项颇受争议的计划，以改革股票交易规则，此举不但遭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内共和党同僚的反对，也受到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因而宣布辞职。

　　香港证监会首任行政总裁韦奕礼或因雷曼事件，在2011年任职合同到期前毅然请辞。

　　境内外的证监会主席尽管是处于证券业的最高端，但任职收入却大大低于任职前：

　　哈维·皮特不惜放弃年薪300万美元的律师职业，来就任年薪只有13.17万美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26任主席。

　　香港证监会主席职责繁重，却只有年薪70.2万港币，因此，众多热门人选均不愿意接手。

　　中国证监会现任主席肖钢2012年的在中国银行的税前年薪是110.31万元，就任证监会主席后，部级干部的月薪可能仅在万元左右。

　　就是亨利·保尔森先生，也是不惜放弃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去华盛顿上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后者的收入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说明，保尔森同意出任财长绝非为了金钱，毕竟，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价值数亿美元。

　　6、中国证监会主席市场化选择的必要性就在于，尽管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可以说成绩突出问题更突出。一些涉及和影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也可以说长期以来民怨沸腾又无可奈何。今后若能从证券行业中选任证监会主席将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引发广泛的积极效应，这些都无疑非常有助于证券市场深层问题的逐步解决。

　　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依然没有摆脱融资性为主要特征的市场；

　　二是依然没有摆脱体系紊乱的市场；

　　三是依然没有摆脱半封闭半开放的市场；

　　四是依然没有摆脱政策性导向突出的市场；

　　五是依然没有摆脱投资者亏损循环的市场；

　　六是依然无法治理腐败现象严重的市场；

　　七是依然没有真正展现宏观经济晴雨表作用的市场。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说与市场掌舵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选择不是来自证券市场本身，却是来自与证券市场有联系但相对分割的银行有关。

　　由分业经营的银行业高管来掌舵证券业，专业性勉强、未经历过证券期货市场历练，证券期货专业知识与技术、市场实践经历与经验的先天缺失，监管创新性强、风险性高的证券期货市场，难以为国务院领导提供可行性决策方案。在政策制定和改革方向上多年来出现了不少方面的失误和错误，对市场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试举几例：

　　例1：2001年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这种单纯透过市场减持国有股的政策，就是不懂市场或违背市场的表现。

　　例2：2001年允许境内居民交易B股的政策，不仅没有实现AB股接轨，而且造成境外投资者胜利大逃亡，换成套牢大批境内投资者。

　　例3：早些时候证监会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基金从业人员购买货币基金也必须和股票基金一样必须提前申报并至少持有6个月，货币基金本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做流动性管理的，为啥还要至少持有6个月，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奇怪规定，后来终于废除了。所以，专业的、有实践经验的市场化人士出任证监会主席是必要的。

　　例4：最近IPO重启后，首轮发行的48只新股普遍受到市场疯狂炒作，与此同时，“限炒令”促涨、老股东套现、机构获暴利等新情况的出现。仍然沿用老的行政监管思路，没有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本轮IPO重启还不到半个月，监管层就开始为IPO新政"打补丁"。为何要匆忙"打补丁"，难道不能说是与掌舵人不熟悉市场有关吗？

　　无论是西方包括香港的过往经验，还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的现实，呼唤着中国证监会主席走向市场化，而市场化选择的现实方向来自于证券行业本身，让来自证券市场的券商高管，监督管理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证券市场，切实体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资产规模与质量、经营业绩稳居中国证券公司前茅且是上市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的证券公司高管。相对于中国证监会各部主任、派出的各证监局局长，证券市场波澜起伏的历练程度高，对证券经营管理的感性认识深刻，如果充当监管者就最知道其中的奥妙。

　　恰如中纪委王岐山书记，长期从事并领导金融、经济工作，由他主持中纪委工作，确实能洞察腐败之秋毫！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的力度和效果，着实令人称快。

　　中国任职时间达十年以上且在各自任内将其所任职的公司打造成业内翘楚的证券公司高管，相对于沪深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接触的证券市场主体代表性强，深知融资与维稳的辩证关系，如果充当监管者就最善于把握其中的平衡。

　　　券商内部一直流传的是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低，其高管至多担任地方政协委员，远不如甚至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大行行长。

　　而大行内部一直以来套用政府级别，总、分行行长分别对应于副部、正厅级，甚至由其派生出的南方、国泰、华夏等三大证券公司和长城、信达、华融、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分公司，分别认为自己是副部级、正厅级。

　　某大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受邀就任大型证券公司总裁，被当事人自己感觉是降级和风险大而不乐意出任。有的分公司总经理就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级别和大型证券公司董事长一样。

　　既然大行行长可以是副部级，那么大券商高管为何就不能定位副部级？银行、证券、保险同处于金融三业，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应当是享受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中国银监会就沿用了这样的市场化思路，历任主席都有大行行长的履历，既然如此，中国证监会是否也可尝试由大券商高管出任主席？

　　由于水平有限，文中肯定有不妥之处，恳望领导与专家批评指正。